浮云遮不住，大道正回归

----读诸玄识先生《虚构的西方文明史》的感言

继何新《希腊伪史考》、董并生《虚构的古希腊文明》之后，诸玄识先生的《虚构的西方文明史----古今西方“复制中国”考论》近日出版了。

诸玄识先生用来自于西方的大量文献资料，论证了这样的事实：

1、“西方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伪命题”：“西方文明源于中国……基于中国成果的西方‘文明要素’是：科学技术、民主政治、国家制度、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”；“西方的‘历史’源于中国”。

2、人间有大道，人类行大道才有未来：“中华文明驱动的是‘道的运动’”，而所谓的西方文明是“中华派生矛盾的对立面----文明的怪胎”。

关于此书精华与独到处，林鹏先生的《略论“中学西被”》（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1e2f7890102x6el.html），黄河清先生的《推翻西方伪史，扶正中华文明》（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765df8390102x4rr.html），这两篇序言已经做了精彩的论述，我就不赘言了。

一

我很怀疑，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，能否登“大雅之堂”----获得学术界积极而公正地对待。

目前，任何怀疑西方世界的文字，一旦进入“学术界”，都无异于秋行夏令，不合时宜。何新先生的《希腊伪史考》已出版多年，董并生先生的《虚构的古希腊文明》于去年出版，无不遭到“学术界”的“三不”冷遇：不知道（假装）、不传播、不评论。个别沉不住气的“学者”，则要么口出脏言，要么诬之为“民科”。

如此“学术氛围”的形成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鸦片战争爆发后，某些人患上了“恐洋症”，所以，洋人毫不费力地在中国大地上圈占了大批的租界。

辛亥革命后，胡适之流把持的学术界，患上了“媚洋症”，他们竭尽全力把洋人塑造成高大上，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的祖宗描绘成假丑恶。

《河殇》之流问世后，“媚洋症”发展为“跪洋症”，某些人索性匍匐在洋人面前，以洋人为“真理”的化身、精神上的“主子”、肉体上的大脑，进而痛恨黄河、黄土地，以黄皮肤为耻。在这些不愿堂堂正正做人，跪惯了洋人的“学者”看来，当今中国任何超越洋人的言行，比如高铁的诞生，比如加强国防建设，比如民族复兴的提出，都是欺君罔上罪不容诛的。

中国必须永远跪在洋人面前----就是“跪洋症”者的思维模式，自然，对洋人的任何怀疑，都是大逆不道的、“反人类”的行为。

没有自己头脑的《河殇》之流，完全失去了思考问题的能力。他们近乎弱智的基本逻辑是：因为欧美人今天了不得，所以，他们自古了不得。

对于“古希腊文明”，“跪洋族”们比洋人还要崇拜。

继何新和董并生专门揭露希腊伪史之后，诸玄识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论证了“古希腊哲学是中国翻版”，“文艺复兴伪造柏拉图等哲学家”。

对“古希腊”， 我没有什么研究，但是，基于常识，我便推断出历史上不可能诞生什么“雅典文明”。

希腊半岛是一片穷山恶水之地，位于只适宜于种植葡萄、橄榄等作物的地中海气候地区。不出产主粮、贫瘠的山区，在二、三千年前，是典型的不宜人居的地方。葡萄与橄榄，绝对支撑不起高大上的雅典文明。洋奴们声称，雅典玩的是商业文明。且不论雅典生产、销售什么，也不论同样是地中海气候的地中海沿岸是否有粮食卖给雅典，也不论天天与雅典打仗的地方是否愿意卖给雅典粮食，我只是请洋奴们计算一下：如果雅典有十多万人口，即便是二三万人口，一年得消耗多少粮食？在二、三千年前，在没有帆船的时代，那些粮食是如何运到雅典的？我曾经撰写过《克里特岛上诞生过强大的“米诺斯王国”？》 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1b7f3810102ebw4.html，大家可以参阅。如此常识性的分析，同样适用于所谓的“古埃及文明”（《 神奇的古埃及有多大版图？有多少人口？》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1b7f3810102xsqd.html）。

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，能发展出引领世界的先进文明？一群天天饿着肚子的人，能有心思琢磨天上有几颗星星、地上有几个真理？

直到中国明朝中晚期，欧洲大陆依然是一片蛮荒。法国19世纪的学者丹纳说：“到1550年，英国只有猎人、农夫、大兵和粗汉。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。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，涂着最粗糙的黏土，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。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，枕的是木柴，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，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，而是木头的。”“至于法国，到15世纪末，国内的优秀人士，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。威尼斯的大使们说，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，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。拉伯雷告诉我们，歌德人的蛮俗，下流的兽性，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。”

诸玄识告诉我们，是中国文化，教会了欧洲人如何生活。

二

值得指出的是，洋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。早在牛顿时代，西方人伪造历史之风，就到了疯狂的地步。但是清醒者也大有人在。诸玄识说：“英国科学家牛顿着迷于中国编年史。据此，牛顿批评西方学术造假歪风，他发表了《古代王国的编年史》，以期拨乱反正。”

上述几部揭露西方伪史的著作，所引用的资料，基本来自于西洋人的著作。诸玄识先生为撰写《虚构的西方文明史》一书，多年废寝忘食于西洋的图书馆，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英文文献资料，将诸多铁证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我以为，跪惯了洋人的“学者”们，对洋人也该一视同仁，认真对待这些揭露西方伪史的舶来品。

有些人坚称，西方自古先进，最早发现地球是圆的，最早探讨地球中心与太阳中心，最早绘制世界地图，等等。

诸玄识指出了一个为洋奴们所回避的常识性问题：欧洲地处高纬度地区，这是一个粮食产量极低的地区。在这里搞游牧，也许还行；搞定居农业，那就不容易了。生存艰难之地，必然战乱不止，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，没完没了的相互屠杀。欧美人亲情淡薄，大体源于这弱肉强食的战争文化。事实上，一部欧洲史，就是一部战争史。如此环境，谁有功夫有心情去研究天上的事情？

依据西方文献资料，诸玄识指出：“耶稣纪元来源于华夏授时”，所谓的格里高利历，原来是中国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的翻版！

其实，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就能发现，所谓儒略历的故事，本身就是乱七八糟的童话，完全经不住推敲。

据说，公元前46年，罗马帝国的老大恺撒组织学者编了一部历法，一回归年365.25天。就此，欧洲开始了儒略历时代。据说，俄罗斯一直沿用儒略历，即俄历。

著名的十月革命，并不是发生在公历1917年10月，而是俄历10月25日，公历11月7日。这就是说，误差已累计至13天。

根据这个儒略历活化石，我们可以不查任何资料，做一个简单的倒推。

儒略历，一年365.25天，每4年闰1天。今日公历为年365.2425天。

那么，实行儒略历，

1、每4年会透支0.03天：

0.2425×4 – 0.25×4﹦ -0.03天

2、每133.33年，会透支1天：

1÷0.03×4=133.333年

3、透支13天历时：

133.333…×13 ﹦ 1733.329年

4、以1917年计算，那么，儒略历的元年应该是：

1917年 －1733.329年﹦ 184年左右，即中国东汉时期。

显然，如果儒略历真的存在过，那么，它的起始年应该在公元184年左右，与什么凯撒大帝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

至于耶稣纪元（基督纪元），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了。诸玄识指出：欧洲“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—12世纪”。

更加显而易见的是，1667年，巴黎天文台成立，这是法国 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。1675年，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。这时，明朝已经灭亡30多年了。

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，是如何搞出儒略历、格里高利历的？只有耶稣知道。

  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，是如何搞出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的？同样，只有耶稣知道。

三

我一直认为，西洋人发达后，拔高一下自己的祖宗，树雄伟一点的碑，立高大一点的传，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因此，对于揭露西方伪史，我毫无兴趣。在《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》中，我就表达了这一观点。

我之所以参与到揭露西方伪史中来，是因为得了“跪洋症”的那些人过于猖獗，终日胡言乱语，误人子弟。中国要发展，要复兴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，需要大写的人前赴后继地奋斗。

我多次谈及这一段历史。唐朝初年，大唐的边疆，如同突厥的后花园。唐高祖刚刚禅位于太宗的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八月，“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”，唐太宗只好与他们会盟。根据《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》，面对颉利可汗陈兵三十万于长安城下，通过沟通，颉利可汗同意谈判，但是要求唐太宗亲自来谈，而且不得带随从。唐太宗只带了这位名叫安元寿的卫士，亲自到颉利可汗帐中。显然，这极其冒险又迫不得已。双方谈了些啥，不得而知，反正突厥退兵了。

无疑，这是千古屈辱。经受如此屈辱，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人论证“全盘突厥化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。大唐男人都是纯爷们。突厥退兵后，唐太宗立即召见文武百官，他说：自古以来，突厥和中国都是此消彼长，各有盛衰之时。中国奋发图强，突厥就衰落；中国不思进取，突厥就强盛。从现在起，士农工商各安本业，军人要苦练弓马。唐太宗说到做到，亲自带领将士们练兵。

四年之后，大唐军队主动出击，突厥颉利可汗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，后来当上了唐太宗的卫士。不久，唐太宗成为已知世界的“天可汗”。

汉唐盛世，是血性男儿创建的；身患 “恐洋症”、“媚洋症”、“跪洋症”的一群，除了败家，便是爬行。

四

诸玄识先生从哲学高度，论证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既有的卓越贡献、对人类未来的引领价值。历史的事实证明，我们的血脉----中华文化是高贵的，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。

政治上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选贤任能和科举取士的制度。

经济上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刻，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。

科技上，宋朝就编制出与现行一致的历法。

文化上，京剧昆曲黄梅戏，融歌剧、舞剧、话剧、诗书画于一炉，实乃大美。

军事上，我们祖先的行动，三次直接改变欧洲历史。汉朝打败匈奴，唐朝击溃突厥，而匈奴、突厥分别灭西罗马、东罗马；蒙古大军的成果更是尽人皆知。

生活上，当林黛玉穿着丝绸、品着茶、吃着中国菜，吟诵《葬花吟》的时候，欧洲的国王王后正在随地大小便，拒绝洗澡。

正当中国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39年，钱穆大师在他的名著《国史大纲》开篇便说：“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，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，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”

自新中国建立以来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今天，中国崛起已成势不可挡之势。这，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。中国正在快速进步，还会继续进步。

“恐洋症”、“媚洋症”、“跪洋症”的一群，到了该调整心态的时候了。Lawrence H. Summers教授，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，这里，摘他《Grasp the reality of China’s rise》http://larrysummers.com/2015/11/09/grasp-the-reality-of-chinas-rise/中一段话，供“跪洋族”玩赏：

In the years ahead, China is likely to account for between one-third and one-half of growth in global incomes, trade and commodity demand, and its significance will only increase as its share of the world economy rises.